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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音樂發展

      翻開中國音樂歷史的畫卷,唐代音樂發展的繁榮圖景定會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音樂機構設置方面,其分工之精細,規模之宏大,技藝之高超,均非歷代所能及;在音樂教習考核方面,其要求之高,制度之嚴,也堪為歷代之首。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了音樂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親自倡導與積極參與,因而使得整個盛唐音樂高度發展,形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音樂發展鼎盛時期??v觀整個唐代音樂發展歷程,我們能從中受到很多啟發。

唐代社會的 “政策導向” 

       我國歷史上向來不乏愛好音樂的帝王諸侯,像周穆王、秦始皇、漢高祖、武則天等,他們都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但真正像唐玄宗李隆基這樣既酷愛音樂又具有極高音樂天賦和才能的皇帝,卻是獨一無二的。唐玄宗生于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史載其“性英斷多藝,尤知音律,善八分書?!弊杂妆闶艿絿栏竦囊魳方逃?。唐玄宗的一生與音樂創作密切相聯,如其青年時期的《龍池樂》,中年時期的《得寶子》,為悼念楊貴妃而作的《雨霖鈴》等。作曲水平之高,非一般可言。在樂器方面,《唐摭言》稱唐玄宗“尤愛羯鼓、橫笛?!濒晒哪耸恰鞍艘糁I袖”,相當于如今合奏中的“指揮”。唐玄宗演奏羯鼓最為出色,宰相宋璟贊揚他是“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技藝極為高超。此外,在宮廷音樂的排練方面,唐玄宗也是一位難得的人才?!杜f唐書·音樂志》載:“玄宗又于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起飛,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碧拼鷮m廷音樂有了這樣一位內行皇帝的親自訓練和指導,其水平其他朝代又怎么能及?!

盛唐音樂發展的過程中,唐玄宗個人的歷史作用顯然不可忽視。上行下效,因為他身居九五之尊,他個人的種種偏好,無疑對整個社會風氣起著明顯的導向作用。

唐代社會的“愛才風尚” 

      唐代是一個比較尊重知識、愛護人才的社會。尤其在盛唐開元天寶時期,“雖五尺童子,恥不言文墨”,整個社會“君臣求賢若渴,名士逢人說項?!碧菩谟绕鋹鄄?,并大大提高了民間藝術家的地位。音樂家李龜年、舞蹈家公孫大娘以及被譽為“吳帶當風”的畫家吳道子,均曾侍奉宮廷左右,為時人所羨尚?!安菔ァ睆埿窈痛髸翌佌媲?、李邕,則均系朝廷命官。比照貞觀年間,著名賢臣馬周尚不恥于樂工“比肩而立,同座而食”,可見唐代藝人的地位在玄宗一朝為最高。不僅如此,唐統治者還認識到“若師體卑”,學生就“無所取則”,只有師尊,學生才能敬師勤學。為了樹立師道尊嚴,唐代政府提高了教職官品,國子祭酒官至從三品;博士,正五品至九品;助教,從六品至九品。同時,統治者還大力提倡尊師,通過《唐律》加強對學生的管理與控制,以確保教師的切身利益與人身安全。有了這樣的愛才風尚,唐代音樂怎能不興盛?

唐代社會的“考核制度”

       唐代的音樂機構,共有大樂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園四個部門。前兩個部門屬政府的太常寺管轄,后兩個部門隸屬宮廷。從以下有關“大樂署”的史料記載中我們可以窺見唐代音樂考核制度之一斑。大樂署既管《雅樂》,又管《燕樂》,內部有若干位樂師擔任教學。當時政府對于音樂藝人的訓練與成績考核有著相當嚴格的制度?!杜f唐書·職官志三》記載了大樂署音樂教育過程中的教習、考核制度:凡習樂,立師以教。每歲考其師之課業,為上、中、下三等,申禮部。十年大校之,量優劣而黜陟焉。凡樂人及音聲人應教習,皆著簿簿,核其名數,分番上下。由此記載可知,大樂署中的考核,不僅針對學習音樂的樂人,同時也包括教導學生的樂師。對于樂師的專業業務(“課業”)每年都有一次考核,成績會分成三等并報太常寺“禮部”。每過十年,對任教的樂師還要進行一次大考,根據其成績優劣,決定其職務是降級、罷黜還是晉升、提拔。顯然,這對于整個社會音樂教育的更好發展起了強有力的監督輔助作用,而盛唐音樂教育的高明之處也正體現于此。

唐代社會的“音樂風氣”

      唐代教育打破了嚴格的等級界限,教育面向社會各個階層開放,把教育普及到了整個社會。在教育方面,唐政府曾有明確規定:“各里置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碧拼賾魹槔?,五里為鄉。按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國有九百余萬戶推算,則全國共有鄉里之學九萬余所。而且在唐代,私人辦學興盛,尤其在開元天寶之際,私塾的數量和質量都很有優勢。如此種種使唐代社會的教育具有相當的普及性?!稕鲋菪小分小俺穷^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即是對當時音樂教育普及程度的真實描繪。此外,在唐玄宗的親自倡導下形成的“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的愛樂局面,更體現了當時音樂教育所具有的全民性、普及性的一面。由此可見,唐代的音樂教育沒有專門地面對宮廷貴族,也不只是培養專門的音樂人才,它是面向全社會各個階層的。

      綜上所述,唐代音樂的高度繁榮,是當時社會各個復雜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當時的“政策導向”、社會的“愛才風尚”、考核制度的“高明”以及音樂教育的“全民性和普及性”等,時至今日,對振興我們的音樂教育事業,甚至是整個教育事業,仍然有著很好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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